问：课试设策发问久矣，商略世事，吾徒既弗悉其条流，研精义理，新学又未睹其堂奥。若泛出经史百氏，又恶乎殽杂无伦，欲取六艺之疑义，次第而讲评之，则莫首于《诗》。《诗》有四始六义，可群可兴，迩事父，远事君，微动于鬼神，大关于天地。其高深幽远未暇论也，姑从其序释浅近者而求通焉。《序》言「礼义废，政教失，政异俗殊，而后《风》、《雅》之变作」。今以二《南》为天子诸侯之正风则审矣，若《定之方中》、《螮蝀》、《淇澳》、《缁衣》、《干旄》，其于礼教习尚不为乖异矣，胡为而不得为正风乎？《序》称「变风发乎情而止乎礼义」，今读《江沱》、《汝汉》诸诗，其陶染王化则协矣。若《野有蔓草》、《溱洧》、《东方之日》、《月出》、《株林》，欲纵而忘返，声淫而不度，其流靡极矣，安在其止于礼义乎？《序》称「政有大小则有大、小《雅》焉」，然《天保》、《采薇》，文武既用之以治内外政，不为小矣，而《棫朴》言任官，《灵台》言民附，亦专主一事，《雅》果可以政分乎？《序》言「颂者，美盛德之形容，以其成功告于神明」，此谓《清庙》、《维天之命》、《维清》象武则当矣。若《噫嘻》祈谷，《丰年》秋冬之报，《潜》荐鱼鲔，已无所谓告成功；至若《烈文》言「呜呼前王不忘」，《天作》言「子孙保之」，《我将》言「畏天之威」，《时迈》言「子孙保之」，直主于陈戒耳。彼《有客》则又专美微子之来见，又乌睹所谓以成功而告神明耶？《殷其雷》曰「归哉归哉，大夫远役」，其室家思念之笃也，何者为劝以义？《静女》首章曰「俟我于城隅」，此淫奔相悦慕之诗也，何者为刺卫君？《扬之水》之戍申甫救难，亲亲天子之事也，何病其戍母家？《河广》，宋襄夫人归卫而思宋之诗也。卫为狄所灭，而东渡河经几年矣，今曰「谁谓河广，一苇航之」者，何所指？《伯兮》，宣公从王伐郑之诗也。伐郑师还，曾不淹时，且卫在朝歌，郑临河华，由卫伐郑，盖自东而徂西矣，今曰「自伯之东」何所谓？文王三分有二，而犹事商，商犹无恙也，而「殷士肤敏，祼将于京」，何为而载于《文王》之诗？熊绎至成王而始受封，则周以前未有楚也，而「奋伐荆楚，裒荆之旅」，何为而见于《殷武》之诗？宋微子之封也，不谓之宋而谓之《商颂》者何义？帝乙宋之始祖也，祖帝乙而祀成汤者何礼？鲁，侯国也。诸侯不祭天地，而「龙旂承祀，皇皇后帝」者，又何所本？诸如此类，不可殚举，然此特见于《诗》者然也。季札观周乐，见《小雅》而曰周之衰，不知《鱼丽》、《鹿鸣》而下孰为德之衰乎？抑孔子未反鲁以前，《雅》、《颂》错乱，札之所见其变雅乎？祭公谋父作《祈招》之诗以止王心，其诗不惟大义奥雅，亦且章指略备，不知孔子删《诗》之时已遗落而不存乎？抑太史公所谓去其重而可施于礼义者，是《诗》亦有未醇而不合者乎？春秋诸侯卿大夫其相从聘问，赋诗以相感讽，有断章以取义者，有全引一篇而独主首章者，其说亦可得而略举乎？有自赋以见志者，有使工歌以寓意者，其礼亦有等差乎？然此皆《诗》之事也。若夫《风》始变于《邶》《鄘》，其始之也，孰为因？终极于《曹》、《桧》，其终之也何所感？末系之于《豳》，《豳》，周公居东之诗也，又何所托义乎？王通有言：「《豳风》，变风也。变而克正，危而易扶，其惟周公乎！系之《豳》，远矣哉！愿极疏通之意，以推见圣人删《诗》之始终先后。

问：有国则有兵，有兵则有书。兵之有书，所以载其战陈之法，攻守之计，山川地形向背之宜，阴阳吉凶逆顺之理。故智者用之可以料敌，勇者用之可以决胜，良将用之可以取万全，理之必然者也。初，谷城黄石出异书一编以授留侯，曰：「读是则为帝王师」。已而用之，果能辅高帝，并强秦，灭大楚。魏武帝自作《新书》以授诸将，当时征讨者莫不以《新书》从事，而用其书辄胜，不用则必致败。呜呼，兵书之不可不用乃如是乎！赵王使赵括伐秦，兵败身死，四十万卒一日尽坑。兰相如曰：「括徒能读其父书，不知合变也」。霍去病之讨匈奴也，武帝欲教以孙、吴兵法，去病曰：「顾方略如何尔，不至专学古兵法」。由是观之，耑用兵法者果可以取胜乎？谓兵法不可不用耶，则宋襄泓水之师众败而身丧，房琯、陈涛之战，一日而军尽覆，乃用之而败，何也？谓兵法不可专用耶，则李广将军简易而军几没于匈奴，苻坚不善用师而兵大衄于淝水，而不用乃败，何也？然则果可用乎？果不可用乎？韩信背水设阵，而信曰：「是在兵法」。荀吴设车为行，而李靖曰：「法在其中」。二子之用法如此，乃在乎用与不用之间。此又何也？幸诸君详言之。

昌黎公寄玉川子诗，有「《春秋》三《传》束高阁」之语，学者疑之，谓未有舍传而可求经者。今观著作刘公《讲义》，一以圣笔为据依。其论秦穆公以人从死者，晋文之召王，宋襄之用人于社，皆以经證传之失，所谓伟然者也。昔欧阳子患伪说之乱经，著为《论辨》，自谓时虽莫同，千岁之后必有予同者。曾未二百年，而刘公之论《春秋》盖与之合，公而有知，当不恨后世之无子云矣。所讲才十有二条，麟经大指，略尽于此。其言曰「吾闻法吏以一字轻重矣，未闻圣人以一字轻重《春秋》也」。旨哉言乎！足以破世儒之陋，学者其深味之。

靖康以来，和战之说纷纷。然言战者专欲交兵，而彼己之势未必便；言和者专事恳请，而军旅之气因以阻，皆非至当之画。为国者自有正理，不必以虚张为强，亦不必以力弱为怯。宋襄图霸而兵败，齐湣称帝而国破，虚张恶足为强哉？孔子以鲁抗齐而侵疆以复，子产以郑介晋楚而国犹大竞。力弱何必太怯哉？若汤以牺牲遗葛伯，文王以西伯事昆夷，未尝虚张也。为其杀一童子而征葛，终以一天下，为政不获于上帝而伐崇，终以致昆夷之喙，未尝太怯也。其后汉高帝出关，曰吾欲复三秦故地而止耳，何尝曰我必强盛哉？荥阳成皋之閒百战不休，何尝曰我不复振哉？又如光武、唐太宗戡定群盗，镇抚四夷，时强时弱，度议定计，约略相若。国家自金虏入寇之初，但当与契丹故地，庙堂太怯，遽以三镇许之。三镇不肯为夷狄，虽欲割弃而不可，是太怯之过也。其后虏人退师，亦颇欲舍三镇而要厚赂，庙堂谋之不审，乃结契丹之叛臣，为金人腹心者，欲与合谋。又潜檄边臣掩杀割地官，以变前议。声虽甚美，实无成功，是虚张之过也。臣顷归朝廷，妄进狂瞽，令刘光世通书虏酋，说其利害，以为得地则归豫，失亡则在虏。即蒙陛下听纳施行，不旋踵虏果退师。豫邀之东平，百端说诱。虏言候儿孙长大，与你图此。臣恭闻陛下宣谕，以为得之北来人臣，益知不必虚张也。继海州擒获汉儿高益恭，稍知文字，臣又尝妄议，俾携酋长书归，谕以立国之体，当明顺逆。助豫则叛者得利，金国何以统众？款本朝则河南之地，自非金国所欲。若渊圣所割河朔，既立有盟约，岂敢睥睨？又明言不当留朝廷所遣信使，以致不敢再遣。得旨作书纵益恭北还，旋有所留，一二使人来归，后所遣使悉不拘留。臣益知事有正理，不必太怯也。今者贼豫阴导虏人提兵南向，在朝廷当以正理处之。盖不讨贼豫，则无以为国；不安慰狂虏，则逆贼未易讨。前此不欲轻发兵端，故隐忍以待衅。又贼豫启之，我欲乘机以举，则处以正理，不可失也。自古两国相敌，力强者骄，不足深较。樊哙愤匈奴侮慢，欲以十万众横行其国，季布折之。此其盛强之时，况今势有未便。臣前奏乞安慰狂虏，当用所获虏人，令诸将通其酋长书，明言止欲讨叛而不敢轻犯大国，盖知虚张之无益也。自古立国必明君臣之义，陈恒作乱，孔子请讨，此齐国之乱臣而鲁不容。况贼豫我故臣子，不讨则三纲大沦，何以为国？臣前具奏，乞征讨贼豫，当檄数其罪，而阳推虏人，以纾其缔交之计，作我士气而沮彼贼众，盖知讨叛之不必太怯也。虏人立豫，诸酋皆不以为是，其以为是者意欲保河朔，用豫以为捍蔽耳。河南之地，虏人非必争，得河南已复中原之大半，徐议河朔，犹当以二圣为请。臣前奏亦已略言其故，蒙陛下采择，则顺逆之势一分，人百其勇。是为攻战之利界在夹河诸军，分处南北，譬若藩篱宏远，堂室以安，是为守备之宜。因所获虏人，厚拊存之，彼各识所属酋长之意，分遣书词，不至差殊，则是为措置之方。使虏知朝廷志在讨叛，而义不得已。彼豫众，朝廷但诛首恶而胁从罔治，则是为绥怀之略。若乃器械之良窳，军食之困匮，裨校之才否，山川之险夷，则有司之事，将帅之职，父老知之，臣不敢臆说也。迂疏无所知识，惟圣明裁察。

仆尝闻《孔丛子》曰：「死病无良医」。非无良医也，言垂死之病，医之难乎其人也。救大乱亦犹是矣。故起垂死之病者必能洞察五脏，深识其受病之由，然后一药而得愈。理大乱之世者，必能通达国体，深识夫救乱之术，然后一举而收成功。今天下之乱极矣，阁下以硕德重望起而救其乱，作世和扁，是必识夫救乱之术，然后可以起垂死之病。夫识救乱之术，必先观天下形势，如医者之治病，亦先视其一身之形势，攻其所当攻。如使病在膏肓然后图之，虽神医不可为已。仆窃观天下形势莫如雒阳、长安、大梁三者而已。雒阳抱殽渑，据成皋，直伊阙，左瀍右涧，表里山河，东南北千里以为关，而入敖仓地方百里者八九，雍与梁实恃以为重，故自古号为天下咽喉。长安左殽函，右陇蜀，襟终南、大华之山，带清渭浊河之水，而河中、冯翊、陕、虢、环、庆，地方数千里，悉膏腴沃野，卒然有警，百万之众可具，故自古号为四塞之国。大梁地广平，四通五达之郊，齐楚韩赵壤地相错，而汴蔡之水参贯其中，岁漕东南六百万斛以给军食，自古号为天下之腹心。三者皆形势壮观者也，然仆以为皆非今所宜用兵之地，何则？往者尝据梁矣，居之数年，卒不能有益。梁利于战而不利于守，非恃东南之粟以为固则不可以守，故徙而之长安。然其据雍，虽倚山河之固，以愚料之，则利于守而不利于战，若持之三数年，彼将坐受其敝，何则？以战则势有不可，以守则无敖庾之粟，外强中乾，恃险与阻，愚知其无能为矣。然则雒阳者，又可料其不能有也。夫雒阳、长安、大梁，仆皆谓伪齐所不能有，则朝廷能居之乎？曰：不能。夫长安、雒阳，朝廷诚不能往居之，梁故吾都也，而亦谓不能，何也？盖祖宗所以都梁者，恃兵为险，又有河南、睢阳、魏博以辅车之势，有两河、陕府为要害之地，故晏然处天下腹心，可以高枕。今长安距梁仅千馀里，而有桀黠之伪齐；澶渊距梁仅二百馀里，太原距梁仅千馀里，而有纵横之虏。是辅车之势、要害之地，均非吾有，而兀然腹心之地，安能一朝居乎？梁之不能居，则雒阳之不能可知也。然则为朝廷之策者宜奈何？曰：宜取睢阳而守之。夫睢阳，宋兴王之地，禾绢之所由起，盖古景亳，而春秋之宋都也。汤始居之以王，谓之商丘。主祀大辰，盖协于火德之运，实得天统；而其地据东南之冲，实得地利；西北之士，日夜跂而望归，因其锋而用之，复得人和。朝廷如不欲清中原则已，如欲清中原，宜莫如蒐兵积粟，投机决策，直取睢阳，然后图复两河，则天下可传檄而定矣。或谓仆曰：宋距梁才三百里，子以梁为不可居，则宋安可以守？且春秋襄与楚争伯，卒有孟之执、薄之盟、泓之败，其后宋武帝号英雄，得蜀得闽中，尽有河南地，十分天下之八，然不能使一人渡河以窥边，是宋固非用武之地。况今劳师远袭，以图复宋，则粮饷挽赁，将不能继，有如虏兵乘其后，伪齐扼其前，师老食尽，则吾几上肉矣。仆曰：然。宋襄不修德而搂诸侯次睢之社，杀人以逞而欲慕文王之仁义，何不败之有？然在当时，吴、楚、齐、晋，狎主夏盟，迭相吞噬，而宋介然其间，终于春秋，固不失为大国。若夫宋武所以不能遂并天下者，直以不能得山东耳，非地小弱而形势有不便也。况今千乘万骑，一毫以上，悉仰东南，而宋实据东南之冲，卒有他变，则可以倚援于东南，而粮饷挽赁非如大梁，止仰给于通济渠、琵琶沟耳。朝廷诚能鼓而西，直保睢阳，以一军军魏博，一军军河南，一军军大梁，河南、魏博、大梁、睢阳，相距才三四百里，缓急足以相援。再仿古营田之制，以渐耕垦，张吾军实，此亦中兴之椎轮也。夫与人斗，不扼其吭，拊其背，未能全胜。故自古兴复大业者，必据形势之地，譬之豪民大商，必居通都巨邑以操赢资，然后获倍称之息。故光武始于上雒，成于鄗，不旋踵取天下。少康邑诸纶，复禹旧绩，祀夏配天。唐肃宗起灵武，不踰时而复两京。永嘉之乱，晋元渡江，栖于建邺垂百有二年，卒不能以复西。韩熙载经略江左，欲长驱定中原，势卒不利。而李谷自京师，乃能席卷淮甸，取江南若探囊中物耳。此居中图外与居偏方下邑，利害祸福之明验也。故仆窃以谓自治为上策，取睢阳为中策，据吴越保江南最下策也。干冒钧严，陨越待罪，不宣。

司马迁、班固皆称成安君儒者，常称义兵，不用诈谋，遂死于泜上。嘉馀争于强秦之末，列于群雄之间，而服儒守道，以至于败，为文以伤之曰：事成败之不足以论人兮，要夷考其平生。君虽身灭而国亡兮，不害为旷世之豪英。方六国之为秦兮，狙诈习而成风。申商为贤兮，孙吴为宗。焚书坑士兮，豪侠斩刈而无所容。君儒服而皇皇兮，俟云雾而龙蛰。以匹夫而窜伏兮，秦皇帝至为之侧席。逮陈吴之蜂起兮，刘项立而虎争。战胜为雄兮，弱者为烹。节制不用兮，谋诈肆行。君独偃然于其间兮，指仁义以为兵。志大者固难就兮，所立已可尚存。赵支邯兮，走张耳而距项。为弱歇之伊周兮，处一隅而倔彊。异夫世俗之腐儒兮，止空言而无状。广武称其百胜兮，知平日之非否臧。谅守道之太笃兮，遂一败而至于亡。岂千虑之一失兮，亦圣贤之所常。在嬴刘之中间兮，纷人杰之不可数。鹿终死于龙颜兮，馀相继而诛虏。三田更王而更败兮，籍躯裂而为五。信、豹屡降亦不免兮，韩、彭诈于儿女。彼岂仁义之致然兮，亦终膏于砧斧。盖天方举六合而授汉兮，虽蚩尤其何补。要同归于一死兮，惟夫子为得其所处。昔宋襄窃名于二毛兮，吾尼父犹叹咨。况夫子之凛凛兮，宜千古而馀悲。

呜呼！治天下之难也，其为物也大而难举，其为情也杂而不类，为之不得其要，用之不中其节，用力劳而功不成，是故圣人本诸道而明于术。凡吾所以为术者，制物以使入于吾之道也。然则何其不直致吾之所欲，而为是委曲迂缓而使之从也？夫人之情，使之从我而劫之以刑，则成功难；阴用以役其心，使之不得不从我，则成功易。今夫欲天下之畏也，而陈之以刀锯，欲天下之爱也，而陈之以金帛，此直致其畏爱者也。夫刑戮赏赐，非不足以立畏爱也，使必陈其物，设其具，则刀锯金帛亦不给矣。且天下固有不爱金玉之赏者，则赏之所不能悦也；有不畏刀锯之刑者，则刑之所不能惧也。故欲求吾欲而直遂焉者，其事繁，其教粗，吾与物以力相胜，而物之从之也，内有不伏之心，而吾力之所不周者，乱之所从起。今夫驷马之于车也，奔骤舒迟至难齐也。夫人之于马，必待夫躬临之而后如意耶，则一车而四驭未能足也。今以一御，而驷马之迟速惟十指之听者，以吾所执者辔也。以一辔之约制驷马之节者，执马之要，虽欲不我听而不可得也。是先王之所以役天下者，执天下之辔也。今夫桥衡之举水也，右仰则左俯，左抑则右扬。夫曷不欲俯则卑之，而仰者何与焉？欲扬则举之，而抑者何与焉？夫惟卑者有不能使之卑，而后仰者用也；举者有不能使之举，而后抑者用也。先王知天下之卑高，有不可以刑为也，故为其所以卑高者，而不为其刑。古之知是道者，执天下之所必从者如辔，而制物理之必应者如衡。四凶，天下之巨蠹也。商容、比干、箕子，商之望也。舜能使天下不犯于有司，而度罪之不可以尽刑也，取天下之巨蠹者而击之，天下虽有悍强不化者，知所畏矣。舜非徒能施刀锯也，能沮其不畏之情也。武王得商，而善者未可尽赏也，取世之望者三人而尊礼之，而商之为善者悦矣。夫武王非徒知尊贤能也，能动其悦我之心也。故舜、武王执天下之辔者也。昔梁惠王以利问孟子，而孟子非之，然其终曰：「未有仁而遗其亲者，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。何必曰利」？夫使不遗其亲，不后其君，利之大者也。梁惠王以为利而孟子非之，何也？孟子者以为不求不遗于民，而后民守之；不求不后于民，而后民先之；彼以利而责望于民，则民散而惟利之从，而卒不获吾之所求。梁惠王之术疏，而孟子之术精；梁惠王之事拙，而孟子之事微。老子之道，绌术者也。其言曰：「将欲翕之，必固张之；将欲取之，必固与之」。又曰：「非以其无私耶，故能成其私」。夫将翕而合之，将取而夺之，行其私以成其私，是以暑徵暑，以寒致寒，阴阳之所不能为也。天之将寒也，不以霜雪为之也，金石烈、土山焦者，所以为今日之霜雪也。天之将暑也，不以蒸郁为之也，震风积雪者，所以为今日之炎烈也。故邀其反物之功不能远，守其复物之情不能伏。故孟子之术，低昂天下之衡者也。夫术有小大，道有邪正。天下之士，徒见夫世之浅人执小术、踽邪径而流入于谲诈之域，而曰圣人无术，直道而已矣。呜呼，亦惑矣！圣人之所谓直道，非无术之言也，过乎术者之言也，故其道平易而有成。惑者之所谓直道，不及乎术者之言也，故其道疏鲁而多败。文王以仁义而王，宋襄以仁义而亡。均为仁义，而存亡异，何也？乌获之力，弛而不用，遇盗而三揖之，则盗知服矣。无乌获之力，遇盗而揖焉，则死矣。文王过乎术者也，宋襄不及乎术者也，而况圣人之未必不出乎术也。

辱示以所见，甚慰。此事真要端的有著落，空言泛泛，何益于吾身。上蔡先生「仁敬」二字，乃无透漏之法门，惟益勉旃，以副所望。

又，「形而上者谓之道，形而下者谓之器」，不知公如何分解？须是指摘分明说出，难为模糊说也。看《通鉴》有得，毋惜以一二精义见教。吾徒幸不蔽固于俗学，圣贤事业幸有一线路可以究竟。惟不志于功利、死而后已者，可与共进此道耳。吾友勉之！

又，「形而上者谓之道，形而下者谓之器」，更曾细观语录，入思虑否？「阴阳亦形而下者」，此语如何？理趣须是自通贯，随人言语，是不可也。某见侯先生说此句，信以为是，更不致思，前日顿省犹未是也。经可易读乎？如尹先生《语解》，亦未可轻易，使高明之人有蚍蜉撼大树之笑也。如何？某年齿往矣，虽摧颓，而志方欲振耀，所望直谅之友左提右挈，庶几不丧素志乎！勉之勉之，交相警戒可也。

又，「寂然不动，感而遂通天下之故」，与未发已发不同。体用一源，不于已发未发而分也。宜深思之。

又，所见果分明，不必虚为谦让。若未分明，正要提起熟讲，然后可望上达。天命至微，自非亚圣大贤，孰敢便为已贯通。惟是念念不忘，庶几日日有功，不至坠堕也。

又，左右书词有得有失焉。志近，思得也；迫切，则苦而不可久。悔过而不能释去，则局束而不可大。欲速如圣贤，以未见近切而自谓，恐终不能至，则大非所望也。孔子曰：「无欲速，无见小利」。不特为政，学亦如是也。孟子曰：「心勿忘，勿助长」。此养心之要道。今欲进学而不终，其去仁也远矣。吾友勉乎哉！

又，学问之道，但患自足自止耳。若勉进不已，则古人事业决可继也。史书自威烈王三十三年而下，其年纪、世次、兴亡，大致尝略考之矣。自是而上，及鸿荒之世，所可知者，则未尝深考之也。今博取群书，取其中于理、不至诬罔圣人者，用编年为纪，如《通鉴》然，名之曰《皇王大纪》。考据三代，虽未精当，然亦粗有条理，可辨王伯，不至纷纷驳杂，如前史所记也。

又，黄、沈有《论语说》，某因其说，亦有数段学问，不可不讲。讲看，便见病败也。前辈凋○殆尽，续之使不绝，正在后辈，吾徒其可以此事若存若亡乎！直须如粥饭，不可少一顿可也，又况欲张而大之乎！呜呼！执书册则言之，临事物则弃之。如是者，终归于流俗而已矣。切不可不戒也。

又，社祭礼秩视三公，不知有何经可以为證。伐鼓于社，以助阳也，非责社也。变置者，更新坛位，尽敬焉耳，非责罚也。更试思之，有可见告者，无吝。反复明道，所谓不有益于此，必有益于彼，不可寝默但已也。

又，闻有相从欲学文者，须依东坡之法令，熟读《左氏》、两汉、韩、柳之文，则他日所成就必大有可观者。因是虎变，亦未可知也。若茍且近功，辟如万户棋子争胜负，能提先手，超迈等伦乎？

又，天帝精义，须自有说，但恐思之未至耳。不可便以《孝经》之言为不是，须反覆思索可也。禘喾郊稷，却似无可疑者。太王为狄所攻，屈己事之，岂得已哉！可谓之乐天乎？

又，郊祀之礼，建正之义，考之颇详，然恨未精也。如蜡祭，既谓合聚万物而索享之，则何可谓以八神为主？社主报啬，其祭在春，首见于何经？地固配天，谓当立北郊方丘，与天分庭抗礼，恐于义理不然，更思以见教。三王建正不易月，《通鉴》纪秦、汉已遵用矣。《大纪》中固已纪实。更精者，《通鉴》可也。

又，「思曰睿，睿作圣」，岂可放下？若放下时，却是无所事矣。无所事，则妄人矣。若太劳则不可，诚如教语也。

又，老人、病人、衰人有死之道，然以目前观之，死者亦未必便是老人、病人、衰人。盖修短有数，一定而不可变，虽圣人与造化同，于修短亦听之，未尝别致力也。此所以为圣人欤？在众人，则不奈何著死耳。凡事皆然，不特死生也。饮水曲肱，安静中乐，未是真实乐，须是存亡危急之际，其乐亦如安静中，乃是真乐也。此事岂易到，古人所以惟日孜孜，死而后已也。读书一切事，须是有见处方可。不然，汩没终身，永无超越之期矣。众人汩没不自知觉，可怜，可怜！

又，下谕《卫》所以为变《风》之首者。伊川云：「以卫首坏王制，并邶、鄘之国故也」。尝考卫顷公之薨在夷王末年，夷王之世方下堂而见诸侯，未见诸侯有相吞并者。伊川云「卫首并邶、鄘」，据《诗》而言，可信也。故各系其国，以见卫之罪也。文中子为《小雅》为周之盛者，言其初也。季子以为周之衰者，言其末也。其从如云如雨如水，恐先公之说得其要也。何以言之？盖民从君者也，君从之，然后臣民从之。圣人之法常在于端本清源，岂可舍本源而就末流乎？

又，《关雎》序云：「不淫其色」。故伊川言：「淫其色，非后妃之事，求淑女，诗人之意也」。此虽先生之说，然录者亦多误，未可全信也。先生之说，何以未可信？为《关雎》之诗言后妃之德故也。若是诗人之意，即非后妃之德矣。后妃之德，以不妒忌为至，故乐得淑女以配君子。忧在进贤，不淫其色，进其贤而已，非以貌，不使君子淫其色也。在后妃分上大有意味。使后妃有是德，则人君不修内行等事，一切消磨扫除尽，虽欲发而不可得。此《易》之所谓「女贞」者也。深考此说，则伯氏之非茍发矣。

又，《大纪》工夫不敢辍，首盘古不可移也。事则信以传信，疑以传疑；理则可存者存，可削者削。近于三皇之世，载些语言甚有意思，俟面见求益也。来书末后所赞鄙言，因事愤发，既以自警，又以奉告。若不于此省悟著工夫，真可惜逡巡枉过一生也。临死而后悔之，则无及矣。德美当有见处，不可为事物所驱役不知觉也。大抵情所重处，便被驱役，自以为是，而不知区区于一物之中，可惜哉！人本与天地同德，乃自弃于一物，可惜哉！某为此言者，非谓德美为事物驱役也，大概相警发耳。其为事物所驱役，不为事物所驱役，惟德美自知之，某不得而与也。勉之勉之！

又，井田封建，施仁恩之大纲也。商鞅、王莽事甚明白，在所不论。董子限田之策，欲渐近古。而唐时府兵之制，亦师古者也。更能将历代田税制度精考，幸甚！周之宗庙只在镐，却于经无可据之文，而在洛却有可据之事。当时周公营洛邑，郊于此，社于此，益于此，诸侯朝于此，祼太室、行封赏于此，似宗庙在洛无疑也。故康王命毕公之文，直以洛邑为王室。唐、虞五载一巡狩，周制六年王乃时巡，车徒简易，非如后世有千乘万骑辨严之难也。四时来朝享，何难之有？洛在畿疆之内，无告行之礼，若适诸侯，则告行，亦非难事也。诸侯来朝享，礼必行于庙，报功行赏，亦必于庙，则洛邑固已朝诸侯、行封赏矣，故曰以宗庙在洛无疑也。惟告朝一事，思天子以祝文遣使，命东郊大臣代告，疑亦可也，但无经文可證耳。主命之文，为出疆设祭祖祢，告命为主，事有主名，非可泛行他事为文，况祭祀必于宗庙，而可行于疆外乎！或谓设虚庙于洛，载主在于是，遇时祭则祭，如烝于文王、武王是也。《礼》曰：「当七庙五庙无虚主」。则庙不可虚设矣，则所谓四岳之下皆有庙榭。又曰：「明堂见于太山」。不知据何经而云然乎？成周宣榭火，是周东迁，平王都于此矣。其有固宜，又何可引以为證也？切更思之。

又，郊社之义，谨按孔子曰：「礼者，义之实也」。王者祭天于郊南，面阴也。阴气者，地之体也。天尊地卑，王者父天母地，不敢悖天地之大义也。郊特牲，而社稷太牢，具牛羊豕为太牢，太牢固非特牲，又安知其非牛羊乎？礼有以多为贵者，有以少为贵者。王者父天母地，不必事事同，然后为礼。天无二日，土无二王，家无二主，尊无二上，自有等降也。只如人事父母，其孝爱之心则一，其事则不可同矣。礼以节文为主，若无节文，乃非礼也。《周礼》成于刘歆，歆是不知三纲之人，其书不可引以为證。孟子之言有激而云耳，当以活法观，若以死法观之，则得乎天子而为诸侯，得乎诸侯而为大夫。诸侯大夫莫非有功于民，乃得为诸侯大夫，若以得乎天子诸侯而为诸侯大夫，成甚说话。谓变置社稷，如天子变置诸侯。若欲变置土谷，则土谷不可变置。若欲变置勾龙周弃，则一世伟人英灵在天，不可以比。无道诸侯，诛责而变置之也必矣。

又，旱乾水溢，人君当反躬修行，今反加诛罚于鬼神，果何义耶！《曲礼》下篇曰：「天子祭天地，祭四方，祭山川，祭五祀，岁遍」。来教谓「《礼》曰：『天子祭天，祭社稷，祭五祀』」。出于何篇也？《曲礼》下篇又曰：「诸侯祭方祀，祭山川，祭五祀。大夫五祀，岁遍。士祭其先」。《王制》曰：「天子祭天地，诸侯祭社稷，大夫祭五祀」。夫天固诸侯之所不得祭，地虽为母道，又妻道也，臣道也。天子大社封五色土，诸侯各以其方色，是诸侯虽祭地，而比之天子则有等矣。诸侯方祀，殆为是乎！夫诸侯之不敢祭天，犹支庶人之不敢继祖也；诸侯之得祭地，犹支庶人之各母其母也。又按孔子曰：「祭帝于郊，所以定天位也；祀社于国，所以列地利也」。又曰：「礼行于郊，而百神受职焉；礼行于社，而百货可极焉」。又曰：「郊，所以明天道也；社，祭土而主阴气也」。又曰：「夫礼必本于天，殽地降命。命降于社之谓殽地」。又曰：「社，所以神地之道也。地载万物，天垂象，取财于地，取法于天，是以尊天而亲地也」。故教民美报焉。礼虽无明文，犹当以义起，况顺于理义又有明文如此之多乎？更加深思博观天下之义理可也。

又，示谕数端，皆列圣因革大致也。漫具鄙见，幸却指其未到。建正，自黄帝、尧、舜皆建寅，夏后氏受禅，因而不革也。商之所以建丑，周之所以建子者，为天道至微，所以因时易命改建，所以发明三阳之义，以诏天下后世。其旨深远，不可浅近看也。二帝而上，恐未有是也。服色，恐是随五德之运。禹平水土，北方黑，故尚黑；汤征伐，西方金，故尚白；周亦征伐，火克金，故尚赤，不只以物生之色为上也。忠质文之更，尚承忠之弊，以敬。太史公之言非是。忠与质相近，大抵虞、夏质，殷、周文。殷人以木辂为先辂，是尚质也。周之五冕皆玄冕，朱里延纽，五采缫，十有二就，皆五采，王十有二，玉笄朱纮，其文可知也。圣人欲乘殷之辂，服周之冕，是文质参用也。周以玉辂为先辂，今乘殷之辂，谓之变周之文，从殷之质，亦可也。礼乐之仪章器数，须有本文为之记，可也。不可谓之经，以其是有司之事耳。若《礼》之理，《乐》之义，则在乎《易》、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春秋》之中矣，故通谓之「六经」。贡赋，王畿之内，谷粟自足用，若夫礼乐制度所须之物，则取之九州四海然后足。故任土作贡，各以其所出，不必云取其美物以当谷税也。

又，鲁惠欲以私爱立桓公，隐公承父之志，不立乎其位可矣；今既居其位，又以让桓，则与有罪矣，传说未可非也。首止之盟，义系于齐桓之会王世子，而不系于王世子会齐桓。无亏之杀，义系于宋襄，而不系于齐人。齐昭杀孝公之子，三《传》不载，未详其事，不可凿也。春秋之时，天子无号令，甚矣！卫惠既死，王命讨之，虽为后时，然犹胜终不讨也。齐桓承王命而不动大众，亦得轻重之宜矣。为卫侯者，即日因齐桓之京师，请归罪于司寇，以忠孝盖前人之愆，可也。齐师以是日至，直以是日与之战，甚矣！故义系于卫，而非系于齐也。圣人权轻重，不失毫釐。君子积数十年探讨之心而为之传，岂苟然也？凡有疑，则精思之。思精而后讲论，乃能大有益耳。若见一义即立一说，初未尝求大体，权轻重，是为穿凿；穿凿之学，终身不见圣人之用。

又，承讨论《春秋》学，某未能得髓，何足以辱公问？姑道所见。大一统之法，奉天子正朔是矣，恐不更当用首年也。商、周必改正朔者，三阳之发，天道至微，圣人推而行之，其用妙矣，但人未之思耳，非止于易民观听也。易月之意，无可疑者。圣人制作万世不易之典，其中大有革而不因者，曾易月之可惮乎？一个「春」字，便是行夏之时，正次王，王次春，则立意又别也。以《周书》考之，嗣子即位于初丧者也。踰年之制，方欲讨论深思，只是国史于此年之首方记即位之事也。《春秋》之法，大复仇，然不为复仇而作也。复仇，《春秋》法中一事耳。幽王宠褒姒，黜申后，废嫡子，立伯服，破灭宗周，其罪甚大。故其父子间，圣人所难言也。及其赗仲子，蹈履车之辙，然后书而深罪之也。然则圣人所以不以复仇责平王者，其意所见，殆与书晋弑其君州蒲之类相近似乎！故谥法名之曰「幽」、「厉」。虽孝子慈孙，不能改也。隐公若不自立，使诸大夫具事本末请王命，则可免矣。《传》谓隐无正者。正，谓不请王命耳。故仲氏以摄为无正，为非义之所存也。故纪侯之去，与其他出奔者不同。故仲尼以「去国」书之，而不书「奔」，故不与其他失国者一例，以名书之也。可谓权轻重，不失毫釐矣。伊川先生未成书，故不能无毫釐未尽善处也。公子郢虽当立，孔子正名，必须请王命，然后为正也。田常弑君，告于哀公，哀公使告三子，孔子岂得不告？告而从，则必请王命，王若能从鲁请，兴义师，便为平定天下之端，不为东周矣。

又，首年之义，恐不可泥于一说。诸侯奉天子正朔，便是一统之义。有事于天子之国，必用天子之年。其国史记政，必自用其年，不可乱也。当时诸侯纪元，乃是实事，与后世改元者不同也。圣人于元上见义，若诸侯无元，则亦不成耑君矣。如元亨利贞、乾坤四德，在他卦亦有之，不可谓《乾》、《坤》方得有元，他卦不得有也。《易》载其理，《春秋》见其用，恐义亦当如此也。祔礼必行之于庙，但皆不见其制度。《书》中有康王受命一事，恐或可推，但无徵不信，不敢遽立说耳。圣人释栾书，归弑于一国之人，若圣人事亲，在乎当诛一国之人乎理不然，《春秋》亦空言耳。宜更思之。窃意《春秋》当以复仇责平王，而圣人不责之意，亦别有说乎？不然，愚说亦有味也。隐公不请王命，固不是，请王命而有得国之意，亦不可。若革先君之不义，请王命而立宗人之贤者，疑亦可也。道固多端，不可执一也。若纪侯者，非齐侯无道暴横之甚，则多守其国者也。去太王则远甚，亦贤于其他自取灭亡者也。故圣人书法如此。舜之为子，烝烝乂不格奸，不可与常人比并而论也。天下有大义，亘古亘今，不可磨灭，要在识之而已。以众授齐侯，亦圣人与狂狷之意，非尽善也。无情反复，然心之精微，言岂能宣？涉著言语，便有滞处。历圣相传，所以不专在言语之间也。

又，先儒之说，须傍附义理，不可轻破，要在自以意观之。所谓以田为地统者，为是二阳也，偶便是坤矣。若阴，则从阳者也，岂可以为统乎！明者，阳也；晦者，阴也。见者，阳也；不见者，阴也。寅正三阳，发见明，孰加焉。故先儒谓夏数得天，百王所同。圣人南面而听天下，必以此为正也。

物我之分，本无二致，私心胜则万理散，公理明则彼己混一。天下之人尝至于刍狗视万物，秦越视人之肥瘠，而恬不介意者，由穷人欲而灭天理，而莫己自悟也。嗟夫，乾坤阖辟，万类纷纷，皆吾分内耳，何至离心迹，判内外，梏于蕞然形体，以为此纷纷也哉！惟君子以道御情，一性之中，湛亡一物，八达之广，融为一致。凡视有生之类，皆吾之体，矜怜抚奄，无所不至，惟恐一毫惨刻之意，有以伤天地之生。自非胸中豁然，涵容浑厚，深有所得者，端有不能矣。故曰：「君子学道则爱人」。人之在天地中，太仓一粟耳。盖天下万古，人心物理，一飞一潜，一荣一谢，孰不为物，浑然无间，合内外之理而已矣。柰何世之物我太深者，汩于情窦之私，昧乎一贯之理，吾身之外，略无所容，利害未□如鸿毛，设心已险于溪壑，虽君臣父子不暇恤。金玉己生，砂砾人命。衣必轻暖，何恤人之短褐不掩胫；食必膏粱，何恤人之糟糠不充肠；居必华屋，何恤乎人之无置锥之地；体必胖佚，何恤乎人之劳苦万状也。自灵而愚人，自贵而贱人。苟可以流吾所大欲者，必尽心力而营之；视人之利害，则于毫发而不肯为意。谓人生天地间，所以别于物者固如是，他人之于我，血脉不属，疮疥不关，岂足分毫顾惜。甚哉，公理不明，一至此极欤！抑不思天地一气而成万物，吹为风，呵为雾，唾为湿，呼为响，怒为惨，喜为舒。人我所禀，均此天地之气耳。今夫家器之毁而人必营护者，以吾物也；爪发之落而必爱惜者，以吾体所生也。人我实同体，而利害分尔汝，愚亦甚矣。君子剖判藩篱，泛观覆载，谓幽明一致，人我一形，我与万物俱付于自然，无一毫之私介乎其间。有一毫之私，天理已非吾性分事，是邈乎一物矣。惟夫合大道于一性，总万象而并观，故能以人视我，而以我视人。不以人欲之私以待天下，而以天理之公待天下。己达而达人，己立而立人。兹岂君子□能合物我之情以为一哉，其间固有自然之性，不约而同也。切尝论爱人之道，不可不诚也久矣。孺子匍匐入井，而人必救者，诚心于爱孺子也。蝇蚋姑嘬之，其颡有泚者，诚心于爱亲也。钓而不纲，弋不射宿，闻声不忍食肉，诚心于爱物也。爱人不出于诚心，君子谓之伪。梁王移民移粟，宋襄不擒二毛，此非不爱人者，其用心物在于辟土地、求诸侯，不诚可见矣。禹不忍溺，稷不忍饥，汤不忍涂炭，武王不忍荼毒，发政施仁，若将不能自已，诚之至也。此无他，道体明达，则我即人，人即我，故能爱人如爱己。道体乖隔，则知有己而不知有人，何有爱人诚心哉！胡不观《大学》之道本于静，然后能应；《易》之道本于无思无虑，而能感。应感之心，爱人之端也。然则君子之爱人，出于感应之自然，未有不诚者矣。伊尹乐尧舜之道，故常驾仁义之说，呼其以道援天下也。昔者颜渊、子路各言其志，子路愿车马衣轻裘敝之而无憾，颜渊曰：「愿无伐善，无施劳」。至夫子言志，则曰：「老者安之，朋友信之，少者怀之」。呜呼，孔子也，颜渊也，子路也，胸中停蓄自有浅深，故其爱人之志见于□言之间亦自有异尔。宜哉，武城之宰必牛刀割鸡欤！

问：昔孟子对齐宣王，谓「仲尼之徒，无道桓文之事」；董仲舒对江都易王，亦谓「仲尼之徒，虽五尺童子，羞称五霸」。果如二先生之言，则霸者之事，不复道诸圣贤之口也。今质《论语》、《春秋》，容有不然。《语》称「威文之谲正」，又称「九合之功」，仁管仲而大其赐。《春秋》善召陵之盟，进成濮之战，至宋襄、楚庄、秦穆虽不足与二伯之烈，皆有以一概见取者。孰谓无道其事而羞称之耶？岂圣人于霸者犹有所取，而门人弟子乃喜攻而羞道之耶？夫子与人何恕，而弟子责人何严耶？不然，则二先生之言失矣。愿与诸君辩之。

圣人未尝废武备，而后世之为将者至于用诈，此天渊之不相及，冰炭之不相入也。自宋襄公、成安君以好行仁义、不达其道致败，而后人惩创之者亦不达其道，遂谓古道不可复行于今。是岂真不可行哉！夫道一而已矣。孔子曰：「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」。君子于武事每求诸义，每喻于义，得义之趣。小人于武事每求诸利，每喻于利，得利之趣。君子之兵，岂若宋襄、成安之为哉？且彼二君岂真得仁义之道而用之哉？由道而行，何往弗利。风后之《握奇》，武侯之八阵，未尝用诈也。自司马懿莫之能当，而况于馀乎？马隆、李靖皆得正兵之法，皆规八阵而用之，皆根本乎黄帝丘井之制。二子之为将，皆古今名将之所畏仰，然则正兵何畏乎大敌？岂正道独可行于古，而不可行于今乎？岂正道独可行于平时，而不可行于战陈乎？正道之足以倚办如此，足以致效如此。而小人志不在道，不得道义之趣，苟于目前之利，遂至于诈。古志谓言不必信，谓义在于变，不可固也。小人直狙诈而已矣。以诈而胜，既胜之后，其祸方长。求其如古者天子有道，守在四夷，不可得也。求其折冲千里之外，还师衽席之上，不可得也。自周衰，道义不明，义利杂施，以诈术相鱼肉，可痛可念。又自汉以来，文武之道益离。士大夫往往耻于言兵，而狙诈狠暴之徒始得以攘臂于其间，益肆其毒。权谋益张，忠信益泯，良心益斲丧，几于磨灭矣。相陵相诈相篡贼之风何时而已？有志于善世之君子，安得不精究乎风后之《握奇》、武侯之八陈也？

汉高曰：「安得猛士兮守四方」？不知猛士安能守四方。天子有道，守在四夷；诸侯有道，守在四邻。韩信、彭越、黥布非不猛，反以起乱。夫武备不可已，而非所尚也。虎贲虎士，所以行吾之德威也。礼乐刑政，有一不于德，则人必有不心服者矣，是为祸基。自汉以来，诸将多以智勇，勇智如成汤斯善，如后世则非道矣。岂有不以其道而能安能治者乎？诸葛之八陈、李靖之正兵，略近古矣。

岳飞用兵，有胜而无败。闻其欲有所举也，必尽召诸统制官环坐饮食之，而与之谋。先谋夫敌之所以败我者至于六七，备谋详虑，竭智其攻，而终于无败也，乃行。故飞每战无败。

今之枢密元帅即古之大司马，必得夫大公无私、大智无我、大勇无动之人而任之，庶乎可以为吾民之司命。用不仁者为帅，侥倖成功，其祸方长。魏之司马、晋之刘裕，其事可考。

盖尝窃笑世有御将之说，说者每难之。讲其说者辄归诸术，且曰：「惟英雄之主善御将」。呜呼！既曰御将矣，安得有善，岂不危哉！唐虞三代之君不御将，将未尝为乱。后世以术御将，术易穷，将多乱。盖后世不用贤将，而用智将、勇将。后世所谓智不本于正，率出于术。用任术徒勇之将，授之以专杀用众之权，是使之为乱也。夫既以使之为乱，又为小术以御之，彼一日觉之，适足激怒。凡曰御将者，皆可笑也。此其患起于儒者不知兵，然世亦或有之，苟得而礼用之，可以措国于泰山之安，奚俟于御将？

古志曰：「天子守在四夷；天子卑，守在诸侯。诸侯守在四邻；诸侯卑，守在四境」。某初疑焉，邈乎其不可以企而及，意或谓时移世异，古道不可行于后欤？厥后忽省而言曰：我爱彼，彼如何不我爱？我敬彼，彼如何不我敬？诚心感通，四夷可使如一家。然而舜诛四凶，周公灭国五十，其不可告语，启谕再三，或于四于五，有大义不可宥，不得已用师，则有法如后。